一名“税务地下党”和他的“潜伏”

发布时间：2022-05-11 作者：国家税务总局嘉兴市税务局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浏览次数：

黎明之前 接到“潜伏”任务

大约是1941年，我的妻兄翁公友夫妇冋到嘉兴。交谈中得知，他俩常年在天目山一带秘密从事地下党工作，此次回来是受组织委派来嘉兴工作。

1948年10月，翁公友对我说：“嘉兴马上要解放了，我党需要钱粮。”随后交给我一个“潜伏”任务，安排我进入嘉兴新塍区国民党政府的税务所，至于具体做什么事组织上会跟我联系。

在翁公友的安排下，我成了嘉兴新塍区国民党税务所一名打杂的临时工，工资是一个月一石米。三个月后（1949年1月），原所长调走了，新的所长来了，叫陶斌坤，是嘉兴平湖人。

临解放前，组织上的任务来了。翁公友对我说：“解放军马上要来了，现在给你一个任务，你负责把新塍区税务所所有的税务资料全部保管好，到时移交给解放军。”没过几天，所长陶斌坤通知我，马上将全部的税务资料烧掉，一张纸都不能留给共产党。

我当时灵机一动，对陶斌坤说：“陶所长，我们所里、镇上都是木结构房子，这么多资料如果全部付之一炬，万一烧到房屋就危险了。现在形势危急，你赶紧回老家平湖去照顾家小，烧资料的事我会负责。”陶斌坤听了觉得有理，就把销毁资料的任务交给了我。

我送陶斌坤到了轮船码头，随后又来到米行借了20只麻袋, 把全部税务资料装满了18只麻袋。怕引起所里人的怀疑，我对其他人说：“我拿回家里慢慢烧，既不用担心烧到房屋，还可以省掉柴火钱。”还真没人起疑心。我从乡下借来了小船，把18麻袋的资料全部搬回了家，与柴木堆在一起，堆满了后半间屋。

就这样，我和我保管的税务资料一起等到了新中国的曙光。

解放之后重建税务机构

1949年5月，嘉兴解放了。

新塍当时是一个区，区委书记是一位山东籍的南下干部，名叫樊家禧。新塍解放的第二天，樊家禧书记就来到我家，询问税务资料的事情。那天我正好不在家，妻子点给樊书记看，一共18麻袋，全部在这里，一张都不缺。

我回家得知后，随即去找樊书记，问：“应该如何处理这些资料？”樊书记对我说：“先不要动，你继续保管，马上全中国都要解放了，党需要钱粮，要靠税务所。”随后，樊书记又对我说：“你还有一项任务，写信给原来的税务人员，让他们回来，愿意干的继续留用。”原来所里的税务人员，分别在新塍、嘉兴和平湖，我就一个一个地写信，终于把他们都叫了冋来。

人员落实后，还要找办公用房。我听了岳父的建议，去当地关帝庙与当家和尚商量。当家和尚给所里腾出一楼一底，下面办公，上面供工作人员休息。就这样，新的税务机构建起来了。原所长陶斌坤留了下来，樊家禧书记则派了朱宝山、王安臣、费达三人作为接受税务局的政治代表。我家的18麻袋资料，也都由三位政治代表接收了。

税务所成立之初，樊家禧书记想让我当所长，但我认为自已才高小毕业，不适合。于是还是由陶斌坤任所长，我任主办，负责新塍、濮院等郊区几个镇的税收征收。

当时新政府对税务所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生活必需品由政府分配、免费提供。我最初的工资是每月二毛五分，既要照顾岳父，还要养活妻儿，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几个月后，在樊家禧书记的关心下，我拿到一个月二石米的工资，生活终于安定了下来。

峥嵘岁月坚守税务岗位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塍周边匪患严重。

1949年10月，所长陶斌坤去濮院镇收税。去后的第二天，传来一个坏消息：税款被土匪抢了，陶所长也被土匪抓走了。

闻知消息，樊家禧书记立即派出部队去剿匪。最终，只在郊外发现了一具尸首，已经被野狗吃得只剩下骨头。因为陶斌坤出门时穿了件条子衬衫，看到撕碎的布条，大家才确定陶斌坤已经遇害了。那一年，陶斌坤只有34岁。

在新塍税务所那段时间，为了完成税收任务，我找了原国民党商会会长和秘书，要求通知各行各业到新塍小蓬莱公园开会。会上，我说：“收税是为了支援前线，所以要老老实实地缴税，共产党的税务所一定会讲究公平合理！”听完我的讲话，参会代表热烈鼓掌。

在新塍工作一段时间后，我调到了嘉兴工作。1951年5月，嘉兴市人民政府税务局成立，我任地方税股负责人，后又任税政股主办。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次房产税征收。一户人家的儿子与后爸为了房屋打起了官司。我査了地契，发现房子是道光年间以几百两银子买来的。这座房子的房产税怎么收呢？后来我提出来：以米价为基准进行折算，测算清朝与现在的房屋价值，作为房产税的征收依据。这个办法得到了政协和市政府的一致通过，后来还在全省推广开来。

1985年，我63岁的时候向组织上提出退休，考虑到实际工作情况，组织上返聘留用了我。直到1996年我74岁了，才真正“退休”。（本文由陆志良口述，王秀峰、浦雅琴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