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公元1036年～1101年），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词人，豪放词派的代表人物，唐宋八大家之一。因其政治思想偏向保守，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变法存有某种误解。

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任宰相，“王安石变法”对北宋后期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苏轼与王安石作为北宋文坛两大巨匠，词作文采斐然、俊采星驰，位居“唐宋八大家”之列。两人不仅诗词方面被后人千古传诵，在政治上也各有建树，尤其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影响深远。两人在文学方面互相欣赏，苏轼对王安石的文才非常赞赏，曾称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是当时最好的史书。然而，作为政治家，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十分敬重王安石学识的苏轼，却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特别是在税改方面，两人分歧较大。　　

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宋朝中央政府的副长官,权力与地位仅次于宰相），主持变法，史称熙宁变法。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其中在税役制度方面推出了均输法、募役法等改革措施。

王安石在全国推行均输法，即所谓“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设发运使统管淮南、江、浙等富庶六路（路是宋朝地方一级监察区，相当于现在的省）。当时，政府除了征收田赋外，还要向各地征收土特产作为贡品，无论收成如何，都要定额缴纳，过剩贡品就地卖掉。同时，政府拨款五百万缗（贯）和三百万石米作为本金，丰年低价购储部分物资，移丰补歉。苏轼认为均输法既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又影响了国家的财税收入。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苏轼认为国家“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税）之额所损必多”，是“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

此外，王安石在全国推行募役法，募役费用由当地主户按户等分担，称为“免役钱”，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如官户、僧道户等，不得不交纳役钱，称为“助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定收入。政府用这些役钱雇人服役。募役法使原来按户轮流充役的农民回乡务农，解放了劳动力。据苏轼《奏议》记载，苏轼认为“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虽其间或有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他担心改百姓出力为出钱，是对百姓利益的一种损害。尤其是遇灾年赋税能免，但役钱不能，相当于增加了一项苛税。“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但苏轼和保守派首领司马光不同的是，他希望通过缓和的变法改革，兴利除弊，而不是急于求利。他主张“轻赋役”“小商人不出税钱，则所在争来分买；大商既不积滞，则轮流贩卖，收税必多”。提出减免零售商的赋税，刺激工商业的发展，增加国家商税收入。他在徐州、杭州等地做官时，曾减赋赈荒，抗洪修堤，不断兴革，政声颇佳，百姓拍手称赞。

苏轼和王安石两人虽一生多有分歧，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轼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王安石，称其做的是“非常之大事”，其本人是“希世之异人”。王安石去世后，苏轼撰文写下了“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给予王安石高度评价。苏轼和王安石的税收改革争论，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