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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税收管理

发布时间:2019-08-23 作者:国家税务总局新沂市税务局 来源:江苏税务 浏览次数:

西汉张骞通西域后,往返于“丝绸之路”的中外商人络绎不绝。同时 “海上丝绸之路”初现雏形。《汉书·地理志》记载,从徐闻(今广东湛江市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

到唐代,广州成为阿拉伯、波斯、南洋等地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华外贸商船的出入口,商业十分繁荣。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开始设置市舶司,主司官吏为市舶使,负责管理进出口船舶,征收出入口税收,收购珍贵物品。市舶司成为我国古代历史上最早管理“海上丝绸之路”的税收机构。当时征税的名称为“下碇税”,《新唐书·孔戣传》:“蕃舶泊步有下碇税”。下碇税相当于现在的吨税,其税率正史没有记录,根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记载,当时税率大约是30%。随着唐代对外贸易的发展,扬州、明州(宁波)、泉州也逐渐成为市舶(中外互市)中心。

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显著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制定了著名的《元丰市舶条例》,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市舶贸易的合法地位,这也是我国第一部海外贸易管理基本法则,打破了海外贸易政府专营,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北宋初期,置市舶司于广州,后来,随着海外贸易快速发展,又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山东胶县)、秀州(浙江嘉兴)、温州、江阴等地设司。其主要职能是:管理进出商舶,征收舶税,税名为“抽解”也叫“抽分”。征税多少,视货物贵贱而定,税率通常为十分之一左右,也有高达十分之三四的。《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将细色值钱之物,依法十分抽解一分,其余粗色并以十五分抽解一分。”细色指珠宝、象牙、香药等贵重物品,粗色指木棉、布匹、百货等普通货物。宋朝对外贸易发展很快,通过市舶司征收的税款,是其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北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年)年市舶收入为53万贯;南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宋高宗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宋会要辑稿·职官》)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广州市舶司一年税收收入达110万贯。当时南宋政府年商税收入为2000余万贯,市舶税已成为税收收入的大宗,同时海外贸易也扩大了宋朝的国际影响力。

元代疆域辽阔,海岸线长,海外贸易继续发展,在广州、泉州、杭州、上海等7地设置市舶司,主持对外贸易和征收市舶税收。元初的税率基本上沿用宋制,《元史·食货》记载,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为了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出台了单抽双抽制度,对土货出口实行单抽,对蕃货进口实行双抽(加倍征税),以达到“以有余易不足”、以“无用换有用”目的。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元政府实行了“官本船”的办法,即由政府“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政府垄断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获得了丰厚的市舶收入。

明初的对外贸易频繁,永乐时期(1403-1424年)恢复了洪武年间(1368-1398年)废除的广州、泉州、宁波3个市舶司,从1405—1433年的28年间,郑和肩负着明成祖、明宣宗两朝皇帝的使命,七次下西洋(今南洋和印度洋一带),最远到达了非洲东海岸,打通了南洋、印度洋沿岸亚非几十个国家的海上贸易路线,“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然而,明朝前期的海外贸易,并非以发展商品经济、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而是主要为了扩大明朝的政治影响。当时惟以通好、怀柔外邦为原则,对外来海舶概不征税,以示“天朝上国”之国威。唐宋以来在广州、泉州、宁波等地专门设立征收外商税收的机构市舶司,到了明朝前期,变为专职管理和监督外商朝贡的机构。此时,用以怀柔远人,实无所利其入的对外贸易盛极一时。

明朝中期,财政日趋困难,不得不改变政策,由单纯“怀柔远人”转变为对朝贡商人的私货实行“和分”制度,即按货物的比例抽取实物税。据《明会典》记载: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年),广州市舶司的抽税率为“十分抽三”,正德十二年(1517年)改为“十分抽二”,外贸税收日益增加,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其时“军需国库,半取于市舶”(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据万历三十年(1602年)《广州通志》记载:广州一处市舶税收就达4万余两白银,外贸税收被称为“天子之南库”。“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朝廷的税收收入,也促进了与外贸直接有关的手工业的发展。明朝后期,在丝织、制瓷、铁器等行业中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清朝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设立江海、浙海、闽海、粤海4个海关,开始与外国通商,这也是我国创立海关之始。设立海关后,实行轻税负政策,以示大清“怀远”风范。据《清史稿》记载: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政府正式颁布海关征收则例,把进出口货物分为食物、衣物、用物和杂物四类,从价课税,进口货物税率为4%,出口税率为1.6%。另外,海船按大小征收船税(吨税)。此时,海关税不重,沿海各地商业极为兴盛,西方各国争相前来贸易。但由于西方海盗商人在沿海进行非法活动,商船上装载炮械,云集商港,对沿海清朝水师造成巨大的威胁,乾隆时期越发感到防范比通商更为重要,乾隆二十二年底(1757年)下令封闭其它海港,只准广州一处通商,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和惟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大港。广州是典形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各国商船每年夏天仰仗西南风驶靠广州黄浦港,在完成交易后,带着中国华贵的丝绸、典雅的瓷器和芳香的茶叶,于冬天借助东北风回归。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比唐、宋以及明代获得更大的发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以至于粤海关管理应接不暇,为了保证税收和规范贸易,经清政府批准,同意他们公开招募有实力的商家,指定其代海关征收洋船关税,并与洋船的外商做生意,出现中国早期外贸代理商行——广州十三行。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政府关税收入达540万两白银,当年税收总额为4858万两。清朝时期广州一处通商的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和保持到鸦片战争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