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税法趣味角  >  税收历史 > 正文

隋朝父子不同的治税之法

发布时间:2019-01-08 作者: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 浏览次数:

隋朝于公元581年取代北周而立国,公元589年灭陈而统一中国,公元618年又被唐朝取代,全部历史只有37年,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隋朝的两位皇帝杨坚、杨广父子二人前后迥异的治税行为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足让后世引以为鉴。

隋初在均田制上基本沿用并丰富了前朝的做法。规定:男女3岁以下为黄,10岁以下为小,17岁以下为中,18岁以上为丁,丁受田纳课服役。60岁为老,免课役。开皇三年(583),改丁年龄为21岁,受田仍为18岁。每个成年男子授露田80亩(高出北魏一倍)、永业田20亩,露田死后归还,永业田不归还。妇女授露田40亩(也高出北魏一倍)。奴婢授田的年龄标准等同常人,但人数有限制,亲王限300人,豪强地主限60人。耕牛每头授田60亩,限4牛。而且还有官吏的永业田、职分田、公廨田的规定,笃疾、废疾、老、小授田的规定,田宅地的规定,等等。

隋朝在实行均田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并丰富了租调制,为唐朝的租庸调制打下了基础。据《隋书·食货志》载,当时规定:丁男一床即一夫一妇,每年缴租粟3石,另缴调绢1匹(4丈)、绵3两或布1端(5丈)、麻3斤。单丁及仆隶减半。丁男每年服役一个月。开皇三年,隋文帝将成丁龄由18岁提高到21岁,每年服役时间由30天减为20天,调绢亦由原来的1匹改为2丈。开皇十年(590)又规定,丁男50岁免役收庸,即由缴纳布帛代替服劳役。可见,隋朝租和调的税负都比北魏低。

除租调外,隋朝还有一个农业税种——“义仓税”。隋朝开国初期,地方为备荒的需要而自行建立了社仓,又叫义仓。当初是地方发动百姓按户等自筹粮食存于地方仓库,遇到灾年便开仓赈济,可见是具有半自愿性质的地方民间行为。但到后来,义仓因官府的营私舞弊失去了原来的积极作用,并转化为官府的一种固定的赋税收入。唐朝后期两税法中的地税就来源于此。

隋朝对工商业的赋税政策和之后的唐前期一样,应当说是在中国封建王朝中最为宽松的,其间基本上没有关税、市税之征。不仅没有关市税,对盐、铁、酒的管理和课税也异常宽松。对于盐,隋朝建国之初,曾依照北周之制,盐池、盐井皆禁止百姓采用;开皇三年,隋文帝制定新制,规定“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允许私人自由经营,既不实行专卖,也不征税。对矿冶业也未见有征税的记载。隋朝时,矿冶业已具相当规模,全国银、铜、铁、锡等矿不少,但当时的统治者对矿税征收并不感兴趣。关于酒,和食盐一样,隋初曾依北周之制,对酒实行过短时期的专卖;同样是在隋文帝开皇三年废除专卖,将酒同其他商品一样看待,只征少量的市税,不再征专税。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隋初的农业赋税很轻,自开皇三年后,又基本取消了对工商业的征税,国家的财政收入几乎完全仰赖“正赋”,即对均田中的露田征“租”,对家庭手工业征“调”,对农村劳动力调发“役”。于是问题来了,单单依靠轻徭薄赋的农业赋役收入,隋朝为何却国库充盈,以致后世有人赞叹说:“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这主要得益于开皇五年(585),隋文帝所采取的两项税收征管措施:其一,“输籍定样”,即包括有租调定额、合法减免、计算资产以定户等高低各项标准的定式。它的作用,一方面在于克服纠正征税环节中,因官吏舞弊所造成的漏税和赋税实际负担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彰显“轻税”政策的宣传作用,从而把大批投入豪强地主私门以逃避国家赋役的“浮客”招诱出来,使他们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输税供役,最终起到了扩大税源的作用。其二,“大索貌阅”,即令地方官亲自核实户口,弄清应承担赋役的丁身的详细数目。“输籍定样”和“大索貌阅”两项措施相辅而行,促成隋朝在籍人口大增。有人考证,周末隋初的户数在450万左右,两项措施颁行后的开皇九年(589),隋朝的户数激增至600多万;此后继续增加,至炀帝大业二年(606),达到了890万户,25年间的户数将近翻了一番。户口剧增,税源显著扩大,于是出现了赋税不重而国库充盈的局面。

开国之君隋文帝是一个节俭的皇帝,在他主政的20多年中,始终坚持“务以轻典”“轻税入官”“薄赋于人”的税收制度,在地方出现自然灾害时,多次减免赋役征收,出现了社会经济蒸蒸日上的大好势头。他本人也因此而得到了“大崇惠政,政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的评价。但继位的隋炀帝并没有认真继承其父隋文帝的轻税政策,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炀帝即位之初,也曾两度采取轻税的政策。一次是在刚刚主政时免去妇人、奴婢和部曲的赋役;另一次是大业三年(607)改大斗为小斗征收粮食实物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然而,炀帝即位之初的轻税政策,只不过是他在继承文帝留下的丰厚财政储备时的一时反应,并非自觉地继承发扬其父的赋税思想和政策。炀帝为人恃才矜己,拒谏饰非,贪得无厌,穷奢极欲,“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他挖掘长堑,营建洛阳,修宫室,造龙舟,衣食住行、巡游狩猎,极尽奢华之能事。为了满足奢华需要,他横征暴敛,滥发徭役,频繁而苛重的徭役征发甚至连妇女也不放过。社会经济遭到重创,百姓生活如入水火。其结果是“四海怨叛”,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暴虐之君非命而亡。

隋朝文、炀二帝,在赋役上一轻一重,在经济上一起一落,在政治上一兴一亡。父子二人因此在历史上分别留下了“善良”“暴虐”的迥异政声。同时,这一胜于雄辩的历史事实再次验证了“税可兴邦,亦可亡国”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