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王朝的末路——财政崩溃与国民政府的灭亡

发布时间：2018-08-09 作者：海南省国家税务局 来源：海南省国家税务局 浏览次数：

1945年12月，蒋介石抵达北平进行访问，得到了北平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他在16日的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感受：“北风凛冽，今午为甚。到太和殿对北平全市中学生以上学校学生训话，约二十分时，训毕先往场中巡阅，先时学生尚有秩序，与其数人握手以后，其他学生皆离队来前围住，不能前进。余仍登坛答礼，正向西阶步出时，未下阶而学生拥挤上来以后，围匝时紧，一时乃至不能吐气。侍卫心慌，拥余向外而愈不能出，余欲立定亦不可得矣。如此拥进拥出，拥在一圈之内，足有一小时之久。此为从来所未有试尝之滋味，青年之狂热有如此者，能不为之感奋乎！”12月18日，蒋介石离开北平时亦受到北平民众的热情欢送，他不由感叹，“人民夹道欢送，重叠拥挤，其狂热情态不减于前日之太和殿也。余何人斯，受民众如此爱护，能不自勉以感谢上帝乎？”人民的衷心拥护让一代枭雄蒋介石都为之振奋，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何以在解放战争的几年内就民心丧尽、转进台湾呢？

一、通货膨胀与行政体系的瓦解

解放战争对国民党的打击不在于消灭了多少蒋军，而在于八年抗战已经严重透支了国民政府的财力，而蒋介石决心发起的内战则将国府彻底推入破产的深渊。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控制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富庶之地，国民政府退居西南半壁，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主要税源都严重流失，财政能力遭受重大打击。与此同时，抗战所需的军费却水涨船高：1937年军费13.88亿元，占财政总支出20.91亿元的66.4%；1940年军费39.12亿元，占财政总支出52.88亿元的74.0%；1944年军费1310.80亿元，占财政总支出1716.89亿元的76.3%；1945年军费10607.68亿元，占财政总支出12150.89亿元的87.3%。（《财政年鉴》三编，第三篇，P131-150）

战争的巨大消耗时国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通货膨胀在1940年以后就如同脱缰野马般无法控制，抗战期间重庆趸售物价指数呈火箭般蹿升：100（1937年上半年），164.0（1938），355.4（1939）,596.6（1940），1556.6（1941），4844.0（1942），13013.0（1943），42840.0（1944），213320.0（1945）。（财政部统计处处长杨寿标编著《中国财政统计大纲》P63-66）

恶性通货膨胀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其中以行政能力的衰退最为典型。

根据主计处的统计，抗战前中央机关公务人员共3042人，总有所属机关公务人员约6500人，国立高校教职员工约4600人，总数不超过1.5万人。当然这个统计不甚精确，不仅没有考虑南京国民政府较小的实际控制区，也没有考虑海关等机构人员，但国民政府仍然具有比较高的行政效能，政令军令比较通畅。抗战空前的通货膨胀严重伤害了公教人员的权益，而国府则打着“节约”、“共克时艰”的旗号对公教人员实际薪资的缩水不闻不问，当薪资低到不能维持日常生活的时候政府的运作也成了一句空话，贪污、怠工和“吃空饷”大行其道，抗战末期全国公教人员总数已达30万之众，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能力近乎瘫痪。（伍启元：《由战时经济到平时经济》，大东书局1946年版，P42-45）

以警政系统为例，在恶性通货膨胀下国统区警察薪资水平急剧降低，出现了严重的长警逃亡风潮。成都警察局1939年逃亡672人，占编制总数2240人的30%；1941年逃亡916人，占编制总数1843人的49.7%；1942年逃亡542人，占编制总数2060人的26.3%。（《抗战期间成都警政研究》P151-152）

长警的大量逃亡不仅挫伤警队士气，也使警队的执法能力严重衰退。为补充因长警逃亡和战时行政所需的人员缺口，警政系统大量充实学警，同样以成都警察局为例，1939年补充1389人，占编制比例的62%；1941年补充1278人，占编制比例的69.34%；1942年补充1051人，占编制总数的51%；1945年补充784人，占编制比例的37.49%。大量缺乏训练和经验的学警充实进警察队伍，国民政府的警政系统在事实上已经崩溃。

警政系统的崩溃与国民政府党政、财政的崩溃一道，共同宣告了国民政府行政体系的瓦解。国民党已经无力对社会进行有效管治，完全沦为“城市党”、“衙门党”、“老爷党”，无法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产活动，最终陷入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和政治上的全面破产。

二、苛捐杂税与统治基础的动摇

实际上，抗战以来国民政府税收支出实值是不断下降的，税源的丧失和指出的扩大使税收步履维艰，不得不依靠印钞救穷。1936年税收占岁出总额的79%，仍算得上是组织财政收入的主力；到1939年，税收占岁出总额的比例已下降到27%；1945年抗战胜利，这一比率只有可怜的15%。（张鹏：《胜利后之我国财政》，载于《经济评论》第三卷。第6期）

此时，历经八年抗战的中国亟待休养生息，人民苦于战火，都希望能够稳定经济、恢复发展。但国民政府一意孤行，决心发起全面内战，扑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为此，国民政府不惜血本拨付了大笔军费，1946-1948年（1-7月）间，国民政府军费占岁入的总比例分别为60%、55%、64%（张嘉璈：《战后时期的通货膨胀》，载《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三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为了支撑这场规模宏大的内战，国民政府再次向老百姓举起了“税”字大刀：

单以名目讲，列入法令的中央税有：土地税，所得税（内含营利事业所得税、薪给报酬所得税、存款所得税、租赁所得税、综合所得税五税种），过份利得税（原为抗战时期非常时期过份利得税，抗战后改称特种过份利得税继续征收），营业税（不问行业一律按营业额的1.5%征收），特种营业税（典当、银行、交易所等，按资本的3%征收），货物税（包括一切货物，税率从5%-100%不等），关税（出口税、进口税、吨位税），以及印花税、盐水、矿税等杂税。

地方性捐税主要有：土地改良法税（即“房捐”，可达租金的20%），屠宰税（照价征收5%），营业牌照税（妓院等特殊行业照资本征收3%），使用牌照税（对车船征收），筵席税（照价征收20%），娱乐税，旅栈捐，码头税等等，至于各地滥征的苛捐杂税更是名目繁多，可谓“万税”矣！

苛捐杂税的逼迫，官僚资本的侵吞，兼之美国商品的倾销，民族资本大量破产。永利公司经理李烛尘无奈地叹道：“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回。”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民族资本家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由拥护变为反感，并逐渐成为中共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著名华侨陈嘉庚的转变，实际上就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民族资本家的心路历程。

民族资本的破产只是中国中产阶级破产浪潮中的一朵浪花，以军公教人员及其眷属为主的市民阶层在通货膨胀和苛捐杂税中迅速沦为赤贫，即使是备受尊敬的教授和学者也难以幸免。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日记中记载：10月16日，“日来物价大涨，米一石超出八十万。上个月妻子到上海，龙头细布每匹五十六万，现在要八九十万了。”；10月17日，“车票价又涨，自铜山至苏州，头等价卅七万二千元，卧车票十万元，可骇！”知识分子的生活每况愈下，对国民政府乱政和内战的反感则与日俱增，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运动下，知识阶层逐渐站到了蒋家王朝的对立面。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国民政府在民族资本和中产阶级的支持下建立，却以通货膨胀和苛捐杂税把他们赶到了自己的对立面，用竭泽而渔的策略掀起了民众愤怒的巨浪，吞没了蒋家王朝的小舟。

三、经济崩溃与社会结构的巨变

著名话剧《雷雨》刻画了封建大家庭的崩溃的旧纲常名教的瓦解，但伴随解放战争席卷全中国的社会变革却有着更加长远的发展脉络和更加深刻的经济原因。

在通货膨胀和苛捐杂税下，中国社会整体陷入赤贫，民众的悲惨境遇和贫苦生活极大增强了中共革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均贫富”的口号迅速吸引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中国主流社会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抱有越来越大的好感和期盼。李公朴、闻一多喋血街头，荣毅仁、刘鸿声暗中转向，这些最不可能革命的人转而倾向革命，实际上就是当时中国社会思潮整体转变大背景下的一个截面。

无独有偶，几乎所有经济崩溃都会引起社会巨变：一次大战后整个欧洲都陷入贫穷和饥饿，无数饥饿的庄稼汉义无反顾的投身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德国十一月革命和匈牙利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摧毁了整个欧洲，“红潮扩散”下半个欧洲都擎起赤期，法国共产党一度成为该国第一大党。

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绝非偶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政治上的腐朽和经济上的破产，行政体系的瓦解和经济的崩溃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兴旺发达创造了基础。对蒋介石而言，抗战后最好的选择是休养生息，而非为了一举“戡平内乱”而投入一场必败无疑的战争。

四、回忆与怀念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前景似乎并不美妙。

当时的中国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会IMF的数据，1980年，中国人均平价GDP仅252.38美元（当时人民币兑美元官方价为1.5:1），居世界145位，全世界倒数第五位，甚至远低于印度（印度是400.97美元）。1980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值为2.006%，而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4.38%，也就是说中国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十二分之一。

当时的中国必须改革，但改革谈何容易？古有永贞革新、庆历新政，凡改革难有善成者，正如《清史稿》评价清末改革时所言：“因图强而变法，因变法而乱政，因乱政而加赋，因加赋而灭亡。”

幸运的是，中国有一位睿智的老人，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新路。

“我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说句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今天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发展势头在新兴经济体中独占鳌头，她是世界上无可置疑的经济超级大国。

往事如烟，历经沧桑的中国有幸得到一个实事求是、目标远大、审时度势、敢于担当的政治领袖，他带领这个巨大国家摸着石头过河，不但使这个国家成为首屈一指的强国，更让他的国民过上了平安和乐的生活。

平心而论，他并非一位高大英伟的豪门贵子，也不是一位能言善辩的职业政客，但是，历史终将给予他最高的评价，因为他改变了中国。

谨以此文，怀念亲爱的小平同志。

作者的话：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抚今追昔，不胜感慨。作为会计人员，对财政和数字总是比较敏感的，从财税角度看历史，总会有一点新的发现。“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希望对读者有新的启发。